【守初心，担使命】我院召开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专题民主生活会

恻隐等等既是情，而称之为心者，正说明这些情感是心所固有的。

圣人者岂无情邪？圣人者寂然不动，不往而到，不言而神，不耀而光，制作参乎天地，变化会乎阴阳，虽有情也，未尝有情也。若道外寻性，性外寻道，便不是。

但性的基本内容不是别的，就是喜怒哀乐之情。因此，程颢所说的理，不可能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，不管这种认识是对自然界的认识，还是对社会人生的认识，从儒家哲学中没有也不可能开出认知理性的学说，从这里又一次得到了证明。本情也者，即本体之情，但本体之情已不再是情而是性了。那么，《中庸》则提出天道性命的问题，以天命之谓性为其立论的前提，这就是所谓宇宙论、本体论的讲法，其中隐含着情从性出的思想内容。这里明显地含有自然目的论的思想，因为善就是目的，继之者善就是自然目的的实现。

在荀子学说中，人性既然是生物性的，当然没有什么理性可言。这里所说的自然，与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自然意义有所不同，这里所说，正是当今人们接受西方思想之后所理解的自然。李退溪认为，四端之情发于本然之性，故善。

按照天人合一论的另一传统（儒学的主导方面），不仅对天人之际的某种神秘性有一种恐惧感，就是在个人修行中也有一种恐惧感，这里有一种宗教情怀。乐有不同层面的含义，有日常生活中的乐，有物质享受之乐，拥有财富与权力之乐，当然还有读书之乐，欣赏山水与艺术作品、艺术表演之乐，更有因某件事情或整个事业取得成功而得到的快乐。按照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，这只是一种普通的心理现象，并没有多大的理论意义和价值，更不是哲学所关心与讨论的问题。孟子的重要贡献，就在于将孔子提出的仁、义、礼、智这些道德范畴统统归结为情感问题，以情感为其内在的心理基础。

道德是一个价值词语，是专门用之于人类的，但人是由自然进化而来的。四端和思一起都是天之所与我者，而天不是别的，就是莫之为而为者[2]的自然本身。

但是，四端之情作为人类道德情感的重要内容，在孟子看来，是有普遍意义的。宋明儒有时讲四性，有时讲五性，韩愈的五性说实际上被接受了。人作为人，不是要不要承认有这种情感，而是如何保护与扩充的问题，人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这里。但另一方面，朱子并不主张七情与四端相配。

天地交曰泰，交尽于友也。[25] 可见，他所说的好恶，又是和欲望联系在一起的，只是他没有单独提出欲作为情感之一种。儒家哲学的特点在于此，其缺陷也在于此。实际上他是用中和原则说明七情的，动而处其中者为上品，有所甚有所亡，然而求合其中者为中品，亡与甚，直情而行者为下品。

因为，儒家也有忧患意识，有救世与转世思想，只是没有提出具体的社会理论。人的道德情感是不是只限于四端之情？当然不能这样说，就是孟子本人，也没有这样说。

心虑而能为之动，谓之伪。人的德性就是由此而生长出来的

他们都很自觉地意识到，离开人的情感，人的存在问题就难以解决，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就更加难以说明。……天地中间，上是天，下是地，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，山川草木，人物禽兽，此皆形而下之器也。虽然如此，情只能是性之情，而不是无性之情。朱熹确实说过理是净洁空阔的世界，似乎有一个形而上的理世界，但这只是从思维逻辑上说，从推上说，推是思维过程，但不是存在本身。这正是朱熹之所以为朱熹者。只那日用事物上，道理便在上面。

神通妙用，运水搬柴，须是运得水，搬得柴是，方是神通妙用。人既要过日常生活，又要在日常生活中求得道理，这就是格物，即认识日常生活的意义，过一种理性化的生活。

理学家讲格物，很重视类推，这是一种类比思维。将程、朱理学说成二元论，是缺乏根据的。

下面有一段对话说： 问：喜怒出于性否？曰：固是。道是在物之理，性是在己之理，然物之理，却在我此理中，道之骨子便是性。

可以从用上说心，但心并不等于用。而本然又是不能离开实然的，实然不是别的，就是情，因此，离开心之已发即喜怒哀乐之情，便无从谈论所谓未发之体。这同康德的物自体与现象界、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之间的截然对立，适成鲜明的对照。不过，天地之心并不像人心那样，有知觉、情感等等，天地之心只是生，自然界目的性就表现在生上，人性之所以为善也表现在生上。

但就性之作为性而言，只能在人的生命出现之后，而且只能从人的生命活动，特别是情感活动而得到说明。如果同西方哲学进行一些比较，就会发现，性理是先天的，但不是超验的，它不是先于经验并且不依靠经验而存在的那种理性，它虽然先于经验却又存在于经验之中，只能依靠经验而得以实现和证明。

但他的哲学仍没有摆脱情感的纠缠，正好相反，其根本问题依然是情感与理性即性理的关系问题。但它又不是任何抽象的概念，不是抽象一般，也不是最高的理念，它是具体的理性，因而又是存在的，即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。

在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上，朱熹提出两个著名的命题，一是心统性情[18]，一是性体情用[19]。存在却不是这样，存在只能在时空中存在，它可以是精神的，但不能离开形体而存在。

人之为智，或入于巧伪，而老、庄之徒遂欲弃智,是岂性之罪也哉？[11] 这里所说的智，便是指理智而言的。由此可见，理学家的本体论哲学，只是讲本体及其作用、存在及其活动的关系，而不是讲本体（即实体）与现象的关系，只讲体用统一，而不讲本体与现象的分离。[5]《遗书》卷十八，《二程集》，第201页。[14]《与吕大临论中书》，《二程集》，第606页。

儒家则须是就这上寻讨个道理方是道。[35]因其情之发，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。

未发已发本来是讲喜怒哀乐之情的，自从程颐将未发解释成性体之后，就不大讲情感活动了，但究其实，所谓未发之体，无非是喜怒哀乐之情之理即其所以然，但所以然也就是本然，即本来的样子，并不是说，在本然之上还有一个所以然者。才有生识，便有性，有性便有情。

如果落实地说，则心不过是知觉作用，知觉既包括知又包括情，若从存在的意义上说，则主要是指情，这就回到情感问题了。其根据很明显，就是承认形而上者之理只能存在于形而下者之物中。